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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可疑的独尊   

2014-06-28 14:18:5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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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易中天《可疑的独尊》

 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
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

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

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[i]

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[ii]

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

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

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[iii]

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

当然。

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

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

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

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

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
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。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[v]

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

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

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[vi]

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

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

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

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
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

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

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

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

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

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

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

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

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

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

 

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
该书已在全国发行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

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 [ii] 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

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

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

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 [iv] 见《史记·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汲郑列传》。

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,法家之制为专制,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?秦帝国二世而亡。 儒家则不同,道为王道,政为仁政,制为礼制,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,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,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,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,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,就双赢。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,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,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,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,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 这就是三纲五常。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,也许只能从长计议(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)。问题在于,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,可是主张封建制的,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,汉帝国之所独尊,还可能是儒学吗? 本文摘自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八卷《汉武的帝国》第二章 该书已在全国发行 [i] 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 [ii] 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 [iii] 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 [iv] 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 [v]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 [vi] 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 [v]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 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
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: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,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,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,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二千多年。 当然,秦制和秦政,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 这并不容易,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,是只要一看见儒生,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,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?[i]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,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,据说是黄帝和老子,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,尊其术”。[ii] 结果,闹出风波来了。 有一天,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,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:那是家奴的书。 窦太后勃然大怒,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,跟野猪学习狱吏和囚犯的书。景帝无奈,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,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[iii]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,尊儒岂不可疑? 当然。 事实上,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,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,重用酷吏,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,大臣汲黯(读如急暗)就当面直言: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,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?[iv] 同样,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,是既贵黄老,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,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,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,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,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,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,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 可见,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,也决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,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,封建制倒是对的,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 这当然决无可能。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,与民休息。 休息是必须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,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,良田荒芜,人口锐减,民不聊生,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,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,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将相们甚至只能 [vi] 见《汉书坐牛车。 于是,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,都厉行节俭,力求清静。因此到武帝继位,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,老百姓也人给家足,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,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[v] 这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?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,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,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,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,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,更流窜于各王国,摇唇鼓舌,兴风作浪。 对此,帝国岂能容忍!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,是“治申(申不害)、商(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,后两个是纵横家。[vi] 显然,罢黜百家,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,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,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 看来,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,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,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,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? 那么,独尊儒术,是真的吗? 是。不过,是独尊,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,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,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,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,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 问题是,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?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,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,始皇的焚书,武帝的尊儒,动机和说法都一样:天下大乱,皆因思想自由,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,又岂能再众说纷纭? 一统天下,就不能百家争鸣。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,秦始皇选错了对象(推崇法家),找错了帮手(以吏为师),用错了手段(焚书坑儒),汉武帝却对了路。 儒学,为什么就合适做统治思想?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,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(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)。所以,法家之道为霸道,法家之政为苛政·武帝纪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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