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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引用 何时忘却三国   

2014-11-04 06:21:4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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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易中天《何时忘却三国》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何时忘却三国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 

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 

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 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 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 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 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 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 朋友,你会失望吗? 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 [i] 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 [ii] 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 [iii] 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 [iv] 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 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[i]

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。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 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 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 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 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 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 朋友,你会失望吗? 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 [i] 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 [ii] 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 [iii] 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 [iv] 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[ii]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 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 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 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 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 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 朋友,你会失望吗? 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 [i] 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 [ii] 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 [iii] 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 [iv] 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[iii]

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 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 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 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 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 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 朋友,你会失望吗? 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 [i] 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 [ii] 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 [iii] 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 [iv] 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 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 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 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 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 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 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 朋友,你会失望吗? 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 [i] 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 [ii] 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 [iii] 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 [iv] 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 [i] 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 [ii] 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 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》。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 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 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 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 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 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 朋友,你会失望吗? 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 [i] 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 [ii] 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 [iii] 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 [iv] 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 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[iii] 何时忘却三国 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 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 哦,是吗? 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 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 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 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 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 但,也仅此而已。 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 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 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 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。 这就很有些哲理。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 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 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 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 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 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 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 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 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 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 [iv] 详请参看拙撰《<</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722《南方周末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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